六君子之中，似乎以谭先生嗣同为最激烈。在他的著作当中，他对清政府不满的议论颇不显明，他给我祖父的信里却公然说满人视中国为倘来之物，无所爱惜。可见他骨子里的主张跟保皇党的主张有所不同。他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，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。还有一事为证，就是他曾经秘密把《大义觉迷录》《铁函心史》一类的禁书介绍给我父亲读。
我祖父（编者注：欧阳中鹄，清末官员，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学者）有三个得意门生，都被清政府杀了：第一个就是谭先生；还有唐先生才常，他是我的蒙师；还有一个姓王名孟南，号而湘。谭、唐都是烈士，只有孟南是一个专与官绅作对、著名的讼师，但他有不可及的天才。倘若谭、唐不死，以他那种不畏强御的精神，必定也能在政治舞台上占重要的一席。
谭先生名嗣同，字复生，十二岁时，患病，死去三日，复活，他父亲就叫他复生。那年，他的母亲、姊姊、大哥和其他亲属一家五六个人，同时染白喉症，死在北平的浏阳会馆。当时没有人敢去收殓，我祖父毅然带了人去一手把殡殓办妥。谭先生十岁就跟我祖父读书，以后每次回浏阳，在我家里往来很密。曾为监修我曾祖父母的坟墓，在山上一住好几天，我小的时候常常看见他。当时浏阳士子以他走过的地方最多，是邑中最能通达中外形势的人，都特别尊重他。
他可说是无书不读，经史词赋之外，于基督教义、神学、佛学，无不精研，而于政治哲学，致力尤多。他于文事之暇，喜欢技击，会骑马，会舞剑。我曾见他蹲在地上，叫两个人紧握他的辫根，一翻身站起来，那两个人都跌一跤。他写起字来，喜欢用食指压住笔头。人家觉得他无论什么都有点与众不同，我虽是小孩子，也觉得每见他时，就不由得引起一种好奇心。总之，他是无处不表露才气纵横、不可一世之概。他绝无嗜好，我没有见他吸过烟，打过牌。
他本是个贵公子，可是家庭生活不好，母亲死得早，他为庶母所歧视；婚姻也不满意；他的二哥泗生，死在台湾，听说是自杀的。
当他三十三岁应巡抚陈宝箴之召回到长沙那年，和湖南许多赞同新政的士绅们计划交通和探矿，办时务学堂、武备学堂、保甲局等；又倡设南学会，办时务报、湘学报等刊物。其时梁任公也到了长沙，人才济济，极一时之盛。我祖父在浏阳把专研究数学的“算学馆”也办起来。我们家塾里，除经史外，加增了天文和地理的读本，大家都要背诵行星、恒星和五大洲以及各大国的名称。不久又请了个从上海回乡的英文先生，开始读《华英初阶》。
次年戊戌，八月的某一天早晨，我正从床上揭开帐子，就看见我父亲抱着一封信，一面看一面哭；起来之后，又看见全家人都皇皇然切切私语。我悄悄地问母亲，才知道常常来的谭七伯（编者注：指谭嗣同）被杀了。
一时新人物全数销声匿迹，算学馆无形停顿，匿名揭帖满街都是。我祖父的名字，被劣绅们从圣庙的首事名册上撕下，说是：“毁圣叛君，不许与祭。”外边的谣言很大，说是要围搜我们的家。于是举凡与谭氏有往来的人家都相戒惧，就把谭先生的墨迹一齐毁了。他被捕之前，因恐株连，也曾把身边一切文件信札付之一炬，所以他的尺牍和当时一班青年志士与他论学论政的信流传甚少。
这几十封给我祖父的信，是我母亲留下来的烬余，其中曾有一封被亲戚某盗去，为唐有壬所得，有珂罗版影印本。目下所存的，我怕遗失，常常带在身边。这是一种很宝贵的文献，不仅有历史的价值，也可以激励士气，于青年修养颇为有益。
凡研究一个人物，单看人家所写的传记是不够的。从其人和朋友，尤其是和亲密朋友的通信当中，最容易看出他的个性、人格、行为和风度。谭先生这些信，很能看得出他当时情绪的高涨和斗争的激烈。其中论述时事，慷慨激昂，尤其对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愤慨，眦裂血沸之情，跃然纸上。
我们常提及所谓中国气派、中国精神，却始终说不出中国精神是怎样的一种精神——古代不必多说，就近代而言，六君子之死是中国精神；黄花岗事件是中国精神；谢营长与全营兵士同殉宝山城是中国精神；张自忠将军的殉职是中国精神；湘桂、黔桂、桂穗、滇缅各路，用超越的劳力超速建成，是中国精神；还有许多例，不胜枚举。总之，艰苦抗战四五年，不挠不屈，就是中国精神最高的表现。新中国正在苦难中生长，谭先生的遗札在这个时期刊出，可说甚为适当。无数的男女青年，冒万难历万险，为反侵略，为维护世界的和平，为建立人类永远的幸福，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；全世界的被压迫者，都坚强地武装起来了！这岂是先驱的烈士们所能料到？也正是先驱的烈士们所以含笑于地下的！
【节选自《欧阳予倩文献图传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6月，原为欧阳予倩1942年在桂林编纂《谭嗣同书简》时所作书序】（作者为戏剧教育家、中央戏剧学院首任院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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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欧阳予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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